作为一场旨在推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20－30年代的民国知识界风行一时，然而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它却终告衰歇。究其缘由，无疑是受到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说来，这大致包含了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
“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原因，首先在于它受到了自身固有缺陷的内在制约，尤其是因为它始终拘泥于考据之学，从而不仅无法适应现代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无法满足当时人们日益增长的思想需求，这在胡适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1]确实，胡适终其一生的学术研究都不脱考据色彩，甚至还可谓带有某种“考据癖”。譬如，1928年4月，他在游历庐山后，写了一篇《庐山游记》。在这篇游记中，他逐一考证了江西纸牌与徽州牌的不同、三叠泉发现之时间、开先寺的来历、归宗寺的传说等一系列问题。或许是自己也觉得其中的考据色彩过于浓重，他不得不在文末附注说：“我作《庐山游记》，不觉写了许多考据，归宗寺后的一个塔竟费了我几千字的考据！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我们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到了这些地方，看见了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2]由此可见，因为受到性情与思维惯性的牵引，胡适已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乃至难以自拔的“考据癖”，而这无疑大大限制了他“整理国故”的视野与成就。
其一，由于研究方法不脱考据，这势必造成他对一些不适于考证的问题无法加以深入的研究。梁漱溟便曾经批评胡适说：“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能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3]冯友兰也客观评价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4]
其二，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学本身，而未能吸收社会科学的其它方法，胡适的考据成就其实也十分有限。唐德刚就曾直言指出：“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碰到……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学者如罔顾社会科学的法则，而专门去倒训诂学、校勘学的字纸篓，那就所见有限了。”[5]
其三，由于陷入了个别史实的琐碎考证，胡适往往忽视了对通史的研究。他自己即曾说：他在二战之后暂留美国，“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 ”。[6]
更为关键的是，正如周予同所针砭的那样，“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国现代社会所企求于史学界的是新的史学的建立与新的史籍的产生，而决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零碎的获得”。[7]然而，因为过于注重个别史实的细节考证，一味笃信“见树不见林”的“实验主义”，笼统排斥一切“史观”，胡适显然无法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难以满足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梁漱溟就批评说：“ 先生不承认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的存在，但……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亦太嫌省事！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论文和专书出了不少，意见尚难归一。先生是喜欢作历史研究的人，对于这问题当有所提示，我们非请教不可。……我向不知学问，尤其不会作历史考证功夫，对此题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扫群疑，昭见事实，实大有望于先生！”[8]但对于梁漱溟的这番质问，胡适却一直未能做出正面的回答。
与此同时，考据史学在胡适身上所暴露出的各种局限性，同样也贯穿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始终。
其一，因为片面强调考据，导致了许多大学国文系课程明显偏重于训诂考据，而忽略了对文学本身的鉴赏。浦江清在1948年便曾经针对清华国文系的课程设置状况评论说：“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学认为中国文学系课程中国太多，文学太少。就是说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他们不喜欢训诂、考据，而他们所谓文学的观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观念，对于古文学也很隔膜。为爱好文艺而进中国文学系，乃至弄到触处是训诂、考据，不免有‘误入’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受骗。 ”[9]
其二，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样，“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10]确实，由于过于注重史料的整理，反对疏通与推论，“整理国故运动”在某些缺乏史料的问题上，难免显得无能为力。譬如，史语所虽在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毕竟无法将中国上古史的原貌重新完全复原，而它又向来以所谓“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相标榜，以至于长期以来，一部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始终付之阙如。有鉴于此，李济晚年就曾反思说：“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像的力量。说得简单一些，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应该根据科学的事实写历史，同时也应该用文学的手段写历史。……因此，我个人的意见，觉得要预备写一部中国上古史，我们不但要参照铁的事实，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11]
其三，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的考订整理为主，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它欠缺宏观上整体驾驭的能力，更不可能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其所谓“重新估定一些价值”的目的。关于这一点，牟润孙曾经十分尖锐地针砭说：“综观此一时期之史学，当其初也，沿袭五四以来之积习，仍多以考据为专业，而偏重材料。……治史者咸致力于寻求罕见之典籍文物，苟有所获，则不问事之巨细，题之轻重，旁徵广引、附会渲染以为文章。……今日史学之衰，在于舍义而言事，抑今之治史者，又往往以追寻琐屑之事为务，诚所谓未闻大道也。”[12]
平心而论，“整理国故运动”的反对疏通与注重考据，对当时学界所盛行的空疏风气，确实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它在研究方法上片面强调考据之学，绝对排斥“史观”的指导；甚至将研究目的仅仅定位于整理史料，而忽略了探求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也带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如果说在运动的初起阶段，这种局限性体现得尚不十分明显；那么，随着运动的开展，考据史学的弊端终于逐渐显露，并最终严重制约了“整理国故运动”的继续发展。
二、主观心态的转变
今天看来，“整理国故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衰歇，除了受到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之外，外部环境的影响显然也不容忽视。这主要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乃至于当时就有人感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第一，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学人难以继续埋首故纸。
尽管不少参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学者，一再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相勉励，但正如钱穆在1951年所质问，“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13]确实，对于深受“经世致用”观念熏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从关心文化到关心政治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14]
例如，夏承焘即曾在日记中，屡次忏悔自己“沉醉于故纸”。1931年9月22日，他便写道：“念国事日亟（日兵已陷吉林），犹敝心力于故纸，将贻陆沉之悔”。1935年7月8日，他也再次表示：“国难如此，而犹沈缅于此不急急务，良心过不去。拟舍词学而为振觉民文学。”7月16日，他又说：“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词书，问心甚疚。”[15]与此相似，“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汤用彤南下庐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撰写《大林书评》时，也不由在序言中感叹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16]
又如，吴晗也在1932年1月30日致信胡适，针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政府的软弱无能，慷慨激昂地声明：“假如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煮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他还说：“过去4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了馆门，就仍被袭击。后来专写文章，冀图避免此项思虑，但是仍不成功。”[17]
而当时刚在考古学界崭露头角的刘燿（尹达），则更是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史语所，毅然奔赴延安抗日前线。离所时，他还曾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在参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敌人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这样的纯粹学术事业！……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跟着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够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意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18]
在此期间，甚至连曾主张“就是外面炮声连天，铅子满地，我们的机关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认为无用的考据的工作”的顾颉刚[19]，也无法按捺住内心的忧虑和不安。1931年春，他在率燕大考古团遍访华北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农村的贫困状况以及民族危机的临近。归来之后，他就说：“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20]1933 年11月20日，他在应《东方杂志》之邀撰写新的一年《个人计划》时也坦承：“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21]1934年12月，他还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中说：“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实在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恨遭逢的时代太坏，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无法安心工作，所以仅得如此，否则成绩一定超过现在十倍。”[22]而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他在1935年12月18日致好友王伯祥的信中更描述说：“华北问题愈闹愈紧，使北平学人失其向学之心”[23]。
显而易见，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再也难以专注于“故纸”的钻研。当时便有论者观察到：“近几年来，日帝侵略，局势变化，青年学子心内充满着民族解放的活力，全身淌着奔走国是的热汗，……无闲情逸致的好好读书与研究科学，于是读书与科学又在这样局势下，大受顿挫。”[24]董允辉也在致陈垣信中感言：“今中国学术衰歇，后辈小子能知以学问为务如生者，恐亦不多觏。”[25]
第二，在战争期间，尽管仍不乏有学者笔耕不辍，继续坚持学术研究，但与战前相较，他们的观点与取向大多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也促使了“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
总体来看，“整理国故运动”立足于批判传统，尤其强调必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此，它必然会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有所驳议，甚至在研究结论上，刻意追求某种标新立异。平心而论，这本属学术范围内的探讨，尚无大碍。可是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种研究取向就未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例如，在20年代初，围绕着屈原是否确有其人的问题，学界曾经展开了沸沸扬扬的讨论，胡适甚至径直断言屈原只不过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而已 [26]。然而时过境迁，在抗战中，当闻一多得知有学生想写否定屈原存在的文章时，便立即提醒说：“屈原的诗篇为我们树立了多么崇高的爱国文学传统，鼓舞了几千年来民族的自豪感情和献身精神，……我们今天的浴血抗战，也正是屈原精神继续存在的活见证。否定屈原的存在，对于抗战会有什么好处呢？”[27]
又如，1935年，姚从吾初撰了一篇重评耶律楚材的文章，一反传统的贬抑观点，对耶律楚材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不过他并未继续完成，更不敢发表。为此，他还曾致信傅斯年解释说，因该文叙述“耶律楚材在蒙古侵入内地时，对汉文化的种种匡救事业”，而“现在那里是表彰耶律楚材的时候？！这一类的文章，似乎不应在现代发表！因此决定停止，另想他种题目。”[28]
再如，顾颉刚曾在标志“古史辨派”崛起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惊世骇俗地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 ”[29]此后，他更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30]。时至1933年，他仍然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声明：“要使中国人民团结，还是举出过去的同化事实，积极移民边陲，鼓励其杂居与合作。至于历史上的真相，我们研究学问的，在现在科学昌明之世，决不该再替古人圆谎了。 ”[31]秉承这种观念，顾氏1939年在为昆明《益世报》主编《边疆周刊》之初，多以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为论题。对此，傅斯年极为不满，并特意致信劝阻说：“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贵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一个’耳。……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他同时还建议顾氏：“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32]从后来情况的发展来看，顾颉刚显然接受了傅斯年的意见。1939年2月9日，他为《边疆周刊》撰写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以事实证明了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不仅其血统错综复杂，而且文化亦没有清楚界限而是相互牵连[33]。
显而易见，当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不少学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继续遵循“整理国故运动”立足于批判传统观点、乃至于刻意标新立异的研究取向，则往往会造成对时局的不利影响。这无疑说明，“整理国故运动”发展至此，已经不合时宜。
三、客观条件的限制
当然，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也仍有不少学者沉潜于“整理国故”的事业。譬如，1941年，《齐鲁学报·发刊词》即申明：“夫学问研讨，本属平世之业，然兵燹流离，戎马仓皇之际，学术命脉，未尝无护持赓续之望。”[34]但毋庸置疑，限于当时恶劣的客观条件，研究的成绩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张荫麟便感慨说：“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35]
第一，图书资料的匮乏严重限制了研究工作的开展。
据统计，因为抗战中几度搬迁，原来北大丰富的藏书几乎全部陷于敌手，清华大学虽然抢运出一部分图书，但是在转运途中又遭敌机轰炸，损失严重。故长沙联大时仅有中外文图书六千余册。此后，西南联大虽设法搜集购买，但由于交通不便和经费困难，添购十分有限。八年间，联大累计共有中文、日文图书34100册，西文图书13900册，合计不过48000册[36]。鉴于此，西南联大甚至不得不通过决议，限制教员出借图书。如《西南联大图书馆教职员借书规则》就规定：“本馆藏书无多，以不出借为原则，特殊情况可通融；教员每次借西装书不超过5册，中装书不超过20册，各系因教学需要，图书馆可随时收回借出之书；每学期终时，教职员所借之书一律清还。”[37]在此期间，虽经商洽，联大与史语所实现了图书资源共享，但毕竟仍相当不便。例如，其中即规定：“每周一次通过联大图书馆，个人不能直接向史语所借书，全部借出之书，以30种600 册一般书为限。”[38]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即使是曾经饱览群书的陈寅恪，也难以维系正常的研究工作。他在1938年6月17日致劳干信中便无奈地说：“联大无书可看。……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39] 与此同时，1938年10月，滞留北平的陈垣，也在其著《释氏疑年录》书前小引中附言：“惜寒斋藏书本少，释典尤阙，变乱以后，半束高阁，甚或以易米盐。平时瓻借往还，人事既迁，此乐亦不复得，今欲从事复勘已感困难，遑言补益？网罗不尽，良用慊然。”[40]
此外还可与此相印证的是，顾颉刚在《浪口村随笔序》中也写道：“讵意戋戋之求，时代洪流竟吝而不许。九一八变作而救亡之念兴，为通俗读物以事抗战宣传，社会任务益负益重，直无读书馀闲，至七七难起而被迫离其旧窟，只身逃死，不仅图书一册未携，即笔记稿本亦都弃掷，偶一执管，怅望踌躇。斯时也，恍若商贾之破产，士兵之缴械矣。”[41]他在1943年10月12日致胡适信中又再次倾诉说：“此数年中，治学则材料无存，办事则经费竭蹶，当家则生离死别，触目伤心，弄得一个人若丧魂魄，更无生人之趣。每念先生在国外，还过着正常的生活，亲大量的图书，曷胜艳羡。”[42]
由此来看，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素以史料见长的“史学二陈”和顾颉刚，也不免捉襟见肘，那就更遑论其他学者了。
第二，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也遭受了极大的冲击。
众所周知，考古发掘属于田野作业，是一项地域性极强的工作。而在战时，由于国土大片沦丧，考古发掘无疑也受到了严重的约束。30年代初，史语所曾计划在齐齐哈尔与热河一带实施发掘，但是迫于时局的严峻，最终不得不取消。对此，李济后来就十分惋惜地说：“最初所筹备，本是一个比较持久的计划，但因为‘ 九·一八’事变随即发生，这一成绩甚好的开始，就没有继续下去。从我们所计划的考古立场上说，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损失。……在这一区域，我们若能继续下去，有好些悬而未决的中国古史问题，到现在也许不成问题了。”[43]与此命运相同，殷墟尽管深处中原腹地，却同样难逃战火的蔓延。一位外国学者便曾敏锐地指出：“像中国一切考古学一样，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治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44]
除发掘之外，在艰苦的战争时期，考古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不小的限制。例如，李济在1956年撰写《<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时，即曾针对殷墟出土陶器的战时研究沉痛写道：“战事带给我们的灾害，是不宜于在此处申诉的；不过对于这一普遍而持久的变乱，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工作部分，我们确有留一记录的义务。抗战时代，史语所在大搬家的时候，虽带走很多的考古标本，但陶器却没占甚重要的地位。”他同时还回顾：“在大播动的时代，史语所虽尽了最大的力量将所需要的照相材料带走，但若干比较笨重的设备，是绝对地超乎史语所所能得到的运输能力；……故在昆明与李庄两个时期，陶器整理工作最活跃的时代也是我们照相设备最贫乏而最难得到补充的时代。因此，很多标准的及复原的器物留下来的影片甚难令人满意。”而且，战前曾经有过与地质研究所合作的陶质分析，“到了抗战时代，这种合作的业务就大受限制，终于不可能。我们在昆明时代又送了一批陶片请化学研究所代为化验，卒因化验材料的缺乏，未能完成”[45]。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也由于主观心态的转变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整理国故运动” 最终难以为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从而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到了40年代，有论者就观察到：“国学刊物几如凤毛麟角”[46]。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2] 胡适：《庐山游记》后记，《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36页。
[3] 梁漱溟：《略谈胡适之》，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页。
[4]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5]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6] 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转引自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7]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页。
[8] 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9]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2页。
[10]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5页。
[11]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12] 牟润孙：《记所见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下篇），《思想与时代》第118期，1963年。
[13] 钱穆：《中国知识分子》，《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页。
[14] [美]傅乐诗：《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转引自周阳山：《五四与中国——论关于五四的研究趋向》，萧延中、朱艺编：《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台港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15]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393、394页。
[16] 汤用彤：《<大林书评>序》，《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
[17] 吴晗：《致胡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
[18] 此为尹达出走前留言，现藏史语所，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
[19]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20] 顾颉刚：《旅行后的悲哀》，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1] 顾颉刚：《个人计划》，《顾颉刚年谱》，第213页。
[22] 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自序》，《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3页。
[23] 顾颉刚：《致王伯祥》，引自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24] 简贯三编著《科学运动与反读书思潮》，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27页。
[25] 董允辉：《致陈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1页。
[26] 胡适：《读楚辞》，《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6页。
[27] 郑临川：《永恒的怀念·代序》，《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28] 姚从吾：《致傅斯年》，“傅斯年档案”Ⅱ：345，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第110页。
[29]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61页。
[30]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第99页。
[31]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我与古史辨》，第141页。
[32]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页。
[33]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34] 《齐鲁学报·发刊词》，《齐鲁学报》第1期，1941年1月。
[35]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册自序》，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490页。
[36]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37] 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38]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
[39] 陈寅恪：《致劳干》，《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8页。
[40] 陈垣：《释氏疑年录小引》，《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
[41]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42] 顾颉刚：《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563页。
[43] 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雷启立编：《丁文江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44] [美]米勒德·B·罗杰斯：《<安阳>序》，李光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45] 李济：《<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考古琐谈》，第192、196、192页。
[46] 《国学问答》，北京国学月刊社编《国学月刊》第1卷第2期，194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