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进步。”同样，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也面临着如何继承发展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的企业文化成果这两个基本问题。
一、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根系深厚，博大精深。文化，正如黑格尔所说，“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头，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在不断的嬗变中日益壮大，它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在面向２１世纪培育中国企业文化时，要注意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中吸取有效的营养成分。应该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国家、跨行业华人经济圈。应该说，这些华人企业家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功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勤俭、敬业的创业精神以及儒家商业文化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和文化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曾将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归结为“重在治国、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知人善任”，将兵家的管理思想精髓概括为“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随机应变、速战速决”。显然，儒家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主张、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原则要求是十分吻合的；而兵家的管理思想则可以完全对应于现代企业战略管理所归纳的企业战略制定的指导原则、程序和战略措施的拟定、实施。道家对于世界万物和规律的认识方法非常值得现代企业家借鉴。《孙子兵法》被美国人纳入５０种管理学必读书目，它还被认为是战略概念的起源。也许因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现代企业管理者无法深刻体会儒家以和为贵思想的作用，但在战略管理中融入《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想则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就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这无疑是指导企业管理者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至理名言。
建设中国企业文化要十分注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功能。中华文化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具有的凝聚力包括崇人精神、尚群精神以及和合精神。崇人精神要求把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认为“人，天地之性最高者也”?《说文解字》 ，“夫民，神之主好”?《左传》 ，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要求尊重人、理解人是一致的。尚群精神、和合精神则直接体现了中华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追求人的和谐的价值观。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敬业乐群”、“仁义诚信”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道德准则。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西方近些年所提倡的尊重、协调、公平、守信、合作等企业价值观念，同样是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
应说明的是，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一定要融入现代意识，要融入市场经济意识。例如中国历史的社会多是重“人治”轻“法治”，这种思想至今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市场。但市场经济、企业管理现代化要求“以法治企”，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追求科学管理，这必然要求企业从习惯的“人治”向现代的、科学的“法治”转变。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强调“法治”，并不是否认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个人素质、管理能力和知识经验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关键是处理好“人治”和“法治”、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把二者有效结合起来。
二、学习与吸收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
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国内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快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不同文化的交流渗透成为普遍现象，中国企业学习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企业文化成为培育中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如何正确看待和科学移植国外的企业文化，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企业文化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这不仅为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交融中指明了发展方向，而且也为我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如何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企业文化提供了指导原则。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在学习吸收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时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认真研究双方文化差异及其对管理的影响，对国外企业文化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移植性进行科学分析。企业文化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源于对日美企业管理比较。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描述双方文化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美国学者吉特·霍夫斯泰特在１９８０年曾给出了著名的描述民族文化的四个维度：权力距离?指社会承认的权力在组织机构中不平等分配的范围，可以理解为职工和管理者的社会距离 ；不确定性避免?用于描述一个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威胁，并试图通过提供较大的职业安全，建立更正式的规则，避免偏激观点和行为）；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是个人主义倾向还是集体主义倾向 ；男性化倾向?用于描述男性价值观，如自信、获得物质和金钱、不关心他人、强调生活质量等，在社会中占优势的程度 。它为跨文化管理分析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也为企业文化的移植奠定了分析基础。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实践以及对于我国“三资企业”的管理实践本身也是检验企业文化先进性、实用性和可移植性的“试验”。合资企业的文化能够为我国一般企业学习和吸收国外企业先进企业文化提供实际经验和教训。
二是在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企业文化过程中，要注意进行管理创新，构建适合中国企业发展需要的企业文化新模式。对于企业而言，学习和移植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但一定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及企业的具体情况，有选择性地学习和借鉴，绝不能盲目照搬，要在消化吸收基础上进行创新。日本企业在学习借鉴美国企业的ＣＩＳ方法时就强调要与其“大和民族”文化理念结合；韩国企业导入ＣＩＳ则是与当时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政策相适应，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推进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学习——消化——吸收——创新是各类企业追求管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我国企业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提高管理现代化水平自然也是如此。
三是处理好学习引进国外企业先进文化、进行企业文化管理创新与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企业管理创新与企业改革是互相依赖的，必须协调推进。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只能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供前提条件。是否能建立起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健全的企业经营机制，还必须依靠企业自身加强管理，进行包括文化管理创新在内的各类管理创新，形成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管理现代化水平。因此，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还必须进行管理创新，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和管理结构。
